□  屈小博

據預測，2030年中國人口總量將達到峰值的14.2億～14.5億。其中，勞動年齡人口自2013年開始已經持續下滑，2020年～2030年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將基本維持在10億左右。因此，保持目前的經濟結構，將全國失業率控制在政府目標線以內的壓力不大，但這是否就能對目前的就業形勢持樂觀態度呢?未來又該如何應對新的就業形勢呢?

　　就業結構性矛盾更加凸顯

“十四五”時期，我國就業將凸顯出新的趨勢性變化：即從傳統就業崗位不足的總量矛盾向高質量就業的結構性矛盾轉變。

我國就業形勢保持長期穩定主要取決于勞動力需求因素——經濟增長帶動了就業，尤其是服務業行業景氣，企業的招聘廣告滿天飛，甚至為有崗無工而發愁。與此同時，勞動力供給彈性面臨持續下降趨勢，即使老板把工資提高了，仍可能招不到心儀的員工。

“十四五”時期，就業總量矛盾和結構性矛盾將持續并存，結構性矛盾更加尖銳。因此，未來勞動力供給因素將成為影響就業形勢變化的主要力量，應給予高度重視。

　　新技術沖擊傳統就業市場

機器人/人工智能帶來的自動化新技術革命，對傳統常規工作任務、工作崗位的替代沖擊不容小覷。

世界經濟論壇(2018)調查的企業數據統計結果顯示，預計到2022年，機器人和AI可以完成的任務多達42%。我國在人工智能紅利這一輪新技術革命中走在了前列，“機器換人”熱潮在珠三角和長三角經濟發達區域正逐步蔓延開來。因此，“十四五”時期的就業規劃、政策應對及政策工具儲備都要積極應對機器人AI對普通勞動力的沖擊和影響。

機器人和AI興起也在不斷創造新的工作崗位，并正在改變勞動力市場。與以往技術進步不同的是，AI將替代更多的工作崗位。如AI在教育、健康、設計產業領域的廣泛應用，會產生新的就業機會需求;維修、清潔、運輸、駕駛等任務成為自動化;甚至涉及管理決策的制定、數據管理和故障檢測、客戶偏好和滿意度的追蹤等工作任務。

以機器人/人工智能技術為代表的新興產業擴散速度快、應用范圍廣，勞動力在教育中學習到的知識在未來會陷入與技術進步錯位的困境。舊職業消亡、新職業誕生，傳統崗位也在變異、演化成新的復合型工作任務。因此，應對動態化的勞動力市場和新技術變革的教育培訓體系需要轉變思路，遵循以技能為基礎的方向，而不是以學位為基礎。

　　全球化與貿易戰影響不容小覷

從全球視角出發，中高收入階段的國家普遍都存在勞動力參與率下降的趨勢，但不容忽視的是，中國下降的幅度較大。相關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勞動力參與率從1996年的79.13%下降到2018年的68.72%，降幅為10.4個百分點。像美國、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降幅分別僅為3.4和2.7個百分點。

雖然中美經貿摩擦造成的崗位損失數量不是很大，但就業崗位損失呈現出“地區集中、行業集中、產品集中”的三集中特點，也就是說，貿易摩擦主要集中在我國區域經濟最發達、行業成長性最高、產品前瞻性最強的領域，造成的就業崗位損失主要集中在廣東、上海、江蘇的戰略性高科技產業。

當然，對于我國規模巨大的就業市場來說，對勞動力素質的需求差異并不大，且勞動者在不同行業間跳槽可行性高。只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再就業措施及時跟上，即便損失一些就業崗位，暫時失去崗位的勞動者仍然能夠找到新工作。

　　積極應對農民工遷移流動轉型

2018年，進城農民工約1.35億人，比2017年下降1.5%，增速明顯回落。這背后人口結構變動是根本原因，但仍應重視農民工遷移流動轉型帶來的就業新特征、新變化、新問題。

一是農民工年齡結構呈現老齡化趨勢。農民工監測調查數據顯示，從2010年到2018年，本地就業的農民工和外出農民工的平均年齡分別由36歲、31歲提高到44.9歲、35.2歲。不僅如此，50歲以上的高齡農民工越來越多。農民工進城務工多是在建筑工地上從事體力勞動或是在快遞、外賣等新興平臺，平均年齡不斷提高加劇了其就業的脆弱性。

二是農民工流動范圍呈現短距離化趨勢。歷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流動人口跨省流動的比例在2005年達到峰值后開始回調，省內流動的比例逐步上升。外出農民工的流動范圍出現就近就業、省內就業類似的特征。破解區域間招工難和就業難共存的矛盾，需要全國統籌的公共服務政策和社會保障，讓勞動力流動更有動力，普通勞動力的配置效率更高。

三是農民工就業的行業由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農民工大規模外出務工之初，第二產業的制造業和建筑業是吸納農民工就業最多的行業。但“十三五”時期，這一狀況發生改變。2018年，第三產業就業的農民工比重過半，主要集中在住宿餐飲業、居民服務、修理等傳統服務業。這意味著“十四五”時期，服務業尤其是消費服務業將是農民工就業的主要行業。

四是農民工的流入地由東部向中西部轉移。2018年，東部地區就業的農民工規模和比例相較2010年的情況雙雙下降。大學生更容易在行業門檻高、專業技術要求高、就業形式多樣化的東部沿海地區找到合適的工作崗位，農民工跟隨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至中西部地區。這意味著“十四五”時期，就業和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雁陣轉移”模式初露端倪，將對解決“十四五”時期產業結構調整帶來的部分結構性就業問題，減緩我國產業升級過程中帶來的沖擊，起到重要作用。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